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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一:如何应对“平台资本主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翁一 | 2019-03-12 11:11
作者是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翁一:当社交媒体平台达到垄断规模时,如果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权衡与取舍?

自2009年起,Web2.0的概念便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日益勃兴的SNS(社交网络服务)开始慢慢占据互联网的主导地位。到了移动互联时代,已然成长为庞然大物的社交媒体平台几乎垄断了新闻和信息的分发与传播。传统新闻业被彻底颠覆。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2018美国社交媒体新闻调查报告》显示,约三分之二(68%)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作为社交平台的Facebook自2017年以来连续两年成为美国人最常使用的新闻网站,超过四成的美国人在Facebook上获取新闻。面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凶猛之姿,贝尔不禁发出“Facebook 正在吞噬整个世界”的慨叹。

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亦呈强势崛起的趋势。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6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社交媒体成为新闻传播及素材搜索的重要渠道。毫无疑问,中国第一社交媒体平台为腾讯旗下的微信。据“微信之父”张小龙年初表示,截至2018年9月,微信活跃账户已大10.8亿人;它是用户数最多、使用时间最长、打开频次最高、涉及面最广的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就是中国的Facebook,它的垄断地位和公共影响力不言而喻。

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中,传统媒体控制着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受众只能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新闻,新闻场域的权力端属于专业媒体,但没有一家媒体具有主宰地位。在社交媒体时代,平台汇聚了各方资讯,用户通过平台获取海量新闻和信息,传统媒体与之竞争,几无还手之力,新闻场域的权力端转到了社交媒体平台名下,而且,平台自身就是生态系统,垄断趋势不可阻挡。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影响自己和其他人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与阅读,并对其在平台上的传播范围产生影响。显而易见,社交媒体平台更加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使用与阅读习性,它集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人际传播于一体,构建起不同于以往的传播规则,形成以平台为绝对主导的权力格局,如同“利维坦”。

然而,社交媒体平台始终以科技公司自居,否认自己的媒体属性,否认输出观点和意识形态,口头上更是强调客观、中立、公正这些超然语汇。事实真的如此吗?社交媒体平台在整个新闻与信息生态系统中俨然处于寡头地位,将此前属于专业媒体的“把关人”的权力牢牢握在手中,具备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可以操控舆论甚至操纵民意。言外之意,平台能够决定受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受众不可避免地置身于经平台过滤、筛选后的信息茧房之中,用平台提供的新闻和信息建立起自身的意志和对社会的想象,其观念于悄无声息、潜移默化中被改造和重塑。以微信为例,公众号的封杀、文章的删除以及朋友圈非定向公开等一系列操作都在向人们宣誓其作为“新把关人”的权力,进而消解其公共属性。

上述社交媒体平台对大众观念的影响,主要还是发生在商业领域,这完全出自平台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能。为此,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概念。所谓平台资本主义是指,平台借助庞大的用户群和先进的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原本不涉足的领域,它们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对该领域的形态与规则进行改写甚至颠覆,其本质便是垄断与控制。社交媒体平台向新闻业扩张,只是其中一个领域。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和人类想象力的不断演进,平台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日益嵌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导致人的异化。

行文至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油然而出。当社交媒体平台达到一定规模,特别是具有垄断规模时,如果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权衡与取舍,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商业伦理?易言之,应该如何对待平台资本主义?

美国新闻传播学界普遍认为,平台是商业公司,非公权力,其运营资本非出自纳税人,首先考虑商业绩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绝对不负有以牺牲商业利益来促进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当然,他们对平台的垄断保持警惕之心,也赞同在必要之时采取反垄断措施。然而,从传播的角度出发,平台的所有权不是回避平台公共属性的理由,还需要加入用户规模和公共利益等参数,在某些情形下,平台商业利益不得不让位于公共利益。欧洲学人在这方面持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平台达到垄断规模,平台就变成了非营利的基础互联网(类似于公营媒体),应该让创造内容、分享内容的用户来分享商业利益,而非由平台独占。总体而言,由政府和公众督促平台更加开放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所处的语境与美国等西方世界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它们始终笼罩在权力干预与管制的阴影之下,而且是一种语焉不详、不为公众所知的方式,这也是当下中国政治语境在舆论领域的具体写照。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出于生存本能,过度自我审查,可作同情之理解。但是,主动作恶与被动作恶有着本质区别。如果纯粹为了一己商业之私,以“尺度”为由封杀不利言论,或者利用垄断优势非正当地排挤竞争对手,甚至行隐形宣传部门的权力,在道义层面为舆论所谴责是不足为奇。当然,长期浸淫于这样一种政治和商业氛围之中,出现伟大科技公司的概率是极低的。

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旷世名著《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有着深刻的洞悉,他探讨的这一话题与今天以垄断和控制为本质特征的平台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包容与自由,而这种精神的源头可追溯至穆勒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今天,我们呼吁要把具有公权力属性的公共平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恐怕首先得思考“利维坦”的笼子问题。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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