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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主义可能的出路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编者:笑蜀 | 2019-04-28 20:26
百年前的今天,美国福特公司有过一场官司。尽量缩短工时,同时尽可能高工资高福利,这种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红利的福利模式,是福特成功的秘诀之一,但这跟股东利益最大化冲突,不能不遭遇股东们的挑战。

1919年,福特因试图将公司收入重新用于有利员工和资助业务生产的投资,而不是仅仅为股东提供回报,被公司最大股东告上法庭。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道奇诉福特汽车公司案”。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底应该利益分享,还是只能股东至上?法庭如何裁决此案,不仅决定着福特公司的命运,实际上也注定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尤其美国资本主义的走向。

不出意外,法庭裁定原告胜诉,认为“一家商业公司的组织和实施主要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尽管福特的律师强调,企业固然不能以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为其主要业务,但它以盈利为目的而举办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其存在隐含的权力从事人道主义动机的慈善工作,以此作为企业的附带工作;尽管福特本人申辩说,他的志向是雇佣更多男性,把现代工业体系创造的利润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和家园,何况福特公司已经赚了过多的利润,应该通过种种措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让社会分享利益;尽管法庭宣称“某些慈善的无私的感情对福特先生来说是可信的”——但法庭最终仍然拒绝了福特的主张,理由是:

“福特先生的想法是他和股东对普通市民负有义务;但法律事实是,他和他的公司董事对少数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负有义务。”

作为商业组织,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股东至上的原则不容撼动。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法律逻辑,法庭据此判福特败诉。福特败诉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美国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使命驱动,自觉走上福利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也就此被葬送了。

福特的福利资本主义试验

众所周知,福特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火车头。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主义迭代的火车头。它带来的升级版的资本主义,是美国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繁荣和强大的秘诀。这是福特及其福特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通常所说的福特主义,更多指发明了标准化、流水线生产,发明了大众消费和大规模生产,即效率意义和财富意义上的福特主义,却往往忽略了人道意义上的福特主义、慈善意义上的福特主义,即福利取向的福特主义。忽略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福特的那次败诉,使“股东至上”的原则得到法律上和观念上的强化。

福利主义没能在美国普及,但福特没有中断在福特公司内部的试验。福特坚持认为:“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但他绝不仅仅致力于高工资,而是致力于为自己的员工谋取更广泛的福利。通常认为劳工保护尤其缩短工时是工人运动尤其工会的功劳,但工人运动尤其工会兴起之前的1913年,福特公司已经自动采用了堪与今天媲美的劳工保护标准,日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病假和工伤医疗也都得以改进。福特尤其重视残障群体的权益。分析发现,7882项工作中有4034项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便成了他大规模雇佣残障人士的理论基础,上万名残障人士平等地获取正常工资。这在今天也很少企业能够做到。

此外,福特公司还奖励雇员的发明创造,让他们分享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赢利。福特公司也是最早建立技术学校来培训专门技工和为移民开设英语学校的企业之一。在移民们普遍遭遇各种排斥和盘剥之时,福特公司慷慨地向他们张开了怀抱,让他们可以在美国扎下根。福利的分享者甚至包括了客户:“福特公司的利润因资金周转快而长期保持高水平。有一年的利润远比期望的多,于是公司自愿返还每一辆车的车主50美元。”

把自己的脚放入他人的鞋子里,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服务就是这样的精神,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看整个世界。这是福特的核心价值观。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同理心”。这奠定了福特版福利主义的调性,即考虑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利益的独占,利他与利己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内省的和自我节制的、以互益而非互害为鲜明特色的新型的资本主义。

主张福利主义的福特,恰恰强烈反感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反感工会。这颇为后人诟病。但站在福特的角度,这其实很好理解。福特版福利主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改良,是企业家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而且这种自我改良,在福特看来是可操作的、可实现的乌托邦。既然如此,为什么必须外部强制呢?外部强制不仅跟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冲突,而且它带来的社会风险,它的副作用,可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

那次败诉一锤定音,划定了福特版福利主义主义的边界,福特版福利资本主义没能引导潮水的方向,没能成为美国的主流。但美国社会的自由体制毕竟给了他在企业内部做试验的足够空间。不能不承认他在企业内部的福利资本主义试验是成功的。福特公司的劳工保护,不比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会所争取的更少,所以直到福特去世,福特公司都做到了劳资同心同德,给了福特抵制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会运动的强大的民意基础。

回顾福特版福利资本主义,今天或许可以重新评价。它在人文上的历史贡献,未必逊于福特主义在效率上、在财富上的贡献。它在强调企业效率的同时,还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家的人道使命,而且其社会责任、人道使命的履行,不是单维度,而是多个维度,是股东利益、公司治理、员工权益和客户权益的多元均衡。这实际上已具备商业向善的雏形,具有潜在的系统变革的意义。

可惜,先知总是孤独的,福特对商业向善的前沿探索,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于是,股东至上、资本独大的传统资本主义一骑绝尘。伴随传统资本主义的大跃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人运动更加高涨,彼此纠缠,构成二十世纪人类冲突的主题,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当然,这一切老福特是看不到了,也大概不会预见到。不过,他可能更想不到的是,他主张的商业向善,百年之后的美国会有企业家精英接力,而发展为一场全球倡导运动的B Corp运动。

三位当代美国企业家的"商业向善"实践

掀开这历史新篇章的,是本世纪初的三个美国企业家:篮球品牌企业AND1创始人杰伊•库恩•吉尔伯特、巴特•霍利汗和他俩共同的朋友、前华尔街私募基金投资人安德鲁•卡索伊。他们都是商界成功人士,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商业成就,而跟前辈老福特一样,属于使命驱动型企业家,具备“某些慈善的无私的感情”。

正是基于使命驱动,执掌AND1时,吉尔伯特和霍利汗已经在企业内部致力于商业向善的探索。

其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成时尚,这是继消费者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试图以社会力量节制资本的又一重要努力。但是,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吉尔伯特和霍利汗显然并不解渴。他们在企业内部探索的商业向善,比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走得更远;比自己的前辈福特,也走得更远:企业的产权跟员工共享,仅此一点已远远超越福特;每年利润的5%捐出做公益;球鞋不用有机化合物制造,不取材于废旧轮胎,而是尽可能环保,这两点也是当年福特不曾做到的。员工其他福利,也无不走在行业前列。所以,AND1不仅是一家曾经盈利很好的企业,而且是一家内部生态良好的企业,可以让自己的员工感到快乐和自豪的企业。

效率和公益并不冲突,商业成功和影响力可以兼得,AND1的商业向善实践初步印证了这一判断。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或许不难为资本主义的迭代闯出一条新路,让商业向善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之外的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吉尔伯特和霍利汗的此次探索之旅不幸中断。原因是后来经营上的屡屡失误,导致AND1不能不败于竞争对手耐克,最终被耐克兼并。他们所致力的商业向善实践,随之人亡政息。

但失败并没有能够打败吉尔伯特和霍利汗。对商业向善已经入迷的吉尔伯特和霍利汗,不甘心就此罢休。在跟上百位企业家、投资人和意见领袖深入对话之后,他俩下定了决心,联合志同道合的老友安德鲁•卡索伊,于2006年注册成立了B Lab 即共益实验室,专职推动商业向善,把从前的辅业变成了自己的主业,变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有志者,事竟成。因为他们的全力推动,B Corp 所代表的商业向善的星星之火不断扩展,终于在今天发展为一场全球倡导运动,并登陆大洋彼岸的中国。

那么,B Corp 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福特版福利主义,是一种萌芽版的商业向善,B Corp 则是成熟版的商业向善。B Corp 继承并强化了福特版福利主义的价值观。福特主张:企业不能仅仅对股东负责,而应该通过种种措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让社会分享利益。但福特的主张跟当时的法律体系冲突,当时法律的确规定商业组织只能主要对股东负责。福特的个人主张在强大的法律体系面前当然不堪一击。

B Corp 跟福特版福利主义有同样的价值观,区别在于,B Corp 的价值观不是停留于个人主张,而是通过公司章程和地方立法,把它升级为公司的集体意志和社会的集体意志,把企业的价值观法律化、制度化。即在公司章程和地方立法上确立利益相关方互益的原则,从公司章程和地方立法上排除了股东至上、资本独大的可能性,赋予企业在股东利润之外追求社会和环境绩效以合法的权利,而不至于再因人废事,不至于重蹈当年福特和后来AND1的覆辙,从法律上、制度上确保了企业价值观的稳定,确保了企业追求社会和环境绩效的可持续性。

B Corp 跟福特版福利主义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它不仅有价值观,而且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即BIA评测体系。当然不能说福特就没有解决方案,但二者不可等量齐观。福特的解决方案,更多出自个人的直觉,个人随意性太强,很难复制,很难普及。BIA不然,它是基于强大的实证基础构建的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化、数据化的科学的指标体系,不仅可用于企业认证,更可用于企业内测;不仅给企业指出了努力方向,更给了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容易复制和普及,也就容易形成社会运动,带来集合影响力,以企业社群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

第三个重要区别在于,福特试验的商业向善,固然不是单维度而是多维度,但相比之下,还是太粗放了。B Corp 的指标体系显然精细得多,从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五个角度,切入企业内部运营和企业公共关系的所有关键细节,从所有关键细节落实企业使命,从所有关键细节管控风险,把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贡献财富但不增加社会成本,尽力创造和维护一种好的企业内部生态和社会生态。

可见,B Corp 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商业向善,而是深入所有关键细节、全方位覆盖的商业向善,也可以说是一种内置公益。无论如何,它决非枝节的改良,而是系统的变革,撬动整个生态的系统变革,对于股东至上、资本独大的传统资本主义,最具颠覆性。B Corp 所代表的新一代资本主义,可能最符合生态学原则。这可能是B Corp 最大的创新,也是B Corp 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B Corp 跟福特版福利主义的最后一个分别,是它决非孤军。强调企业的三个价值支柱即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ESG,其理念与实践公众已不陌生,而越来越是人心所向。说到底,B Corp 无非当今商业向善的千条江河中,可能更为磅礴的一支而已。这跟当年老福特孤军苦战的状态,可谓鲜明对照。这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进步。老福特当年的努力当然是对的,奈何没有公众共识,没有社会基础,注定了他的败局。这一切,今天无疑有了根本改观。

向责任伦理回归的“商业向善”是资本主义的一场自我改良

福特败诉百年之后的2019年3月27日,中国北京。为期两天的“模糊疆界:探索社会创新与慈善在中国的角色”2019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在北京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球的社会企业家、科技专家及学者、商界领袖参与了这次峰会,如何利用创新尤其商业向善,以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则是他们聚焦的核心议程。峰会平行工作坊第三场,主题即为《中国和全球ESG工具和实践的发展》。与会嘉宾、来自美国的共益实验室顾问Flory Wilson在会上披露,目前BIA即共益影响力评测工具在全球已有超过7万多用户。全球通过B Corp 认证的企业则有2700多家。

如果说这是全球趋势,那么,与会嘉宾、来自深圳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代表李文 ,则主要披露了中国的情况。她断言:“中国市场经济四十年,可谓沧海桑田。以我们自己的公司为例,最早我们倡导的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一切都围绕商业利益这样一个维度的目标。那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都是被动的,包括设立工会,包括环境约束,都是不得不。”但今天不然。“今天我们不能只强调股东至上,我们不仅要为股东这个单方面的利益主体负责,我们还要对众多的利益相关方负责。企业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还可以创造社会价值,它从不得不变成了我要主动作为,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提升。”

不仅企业转型,ESG也开始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于近年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之中。整体营商环境,开始朝着有利于商业向善的方向演进。李文进而断言:社会合力推动之下,“中国企业的行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融入到了联合国倡议的ESG目标的全球进程之中。新商业文明呼之欲出。”

或许,李文所言过于乐观。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路,中国营商环境的演进之路,肯定比她说的阻力更大,更艰难、更曲折。但无论如何,中国一些企业家精英,尤其是新生代企业家、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已经开始集体觉醒,商业向善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起点,则是不争的事实,哪怕这起点可能并不高。一个可供参照的数据是,Flory Wilson 披露全球认证共益企业达2700多家,其中就有12家中国企业。虽然中国企业占比很小,但毕竟是零的突破,殊为不易。

李文所说的新商业文明,则是点睛之说,点破了商业向善的本质。不过需要补充的是,这新商业文明固然是商业创新,但它同时也是回归,最重要的回归,就是回归到马克斯•韦伯所归纳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如果说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转型,其实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已经有过一次转型了: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传统主义的资本主义,即人们通常所称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向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即基于信仰、基于使命、基于责任伦理的资本主义,即内省的和自我节制的、以互益而非互害为鲜明特色的新一代资本主义。

这一度创造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这时代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如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刺激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一方面又推崇内省、自我节制尤其是节俭,这必然导致物质财富的空前积累。空前积累的物质财富,不可避免地要腐蚀人,导致一代一代人的堕落,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注定了要在这种堕落中走向黄昏。

这更凸显了商业向善的必要。当我们推崇商业向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蕴含了商业也可能不向善的潜台词。这很自然,因为商业跟人性是一样的,本来既可向善也可向恶,如果不向善,向恶就是大概率。而且这不单是逻辑推导,也被历史事实所印证。马克思所抨击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在道德上、社会责任上难道不可疑?即以新教伦理最强大的美国为例,一部十九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难道不是一部充斥欺诈、充斥腐败的历史?难道不是一部互害史?以致最终激起大规模的扒粪运动,以致从来反感政府干预的美国公众,也不得不接受FDA这样的政府监管机构,而且FDA一路走来越来越强大。

这是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人运动的重要起源。社会就这样越来越走向极端,令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成了一个极端的世纪,人类付出了惨痛代价。接受这一教训,资本主义需要新的转型开始形成全球共识,以节制资本为目的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于是风生水起。但不能不承认,仅仅外部推动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后来越来越流于形式,越来越呈现出疲惫的老态。道理很简单,仅仅外部推动而不是基于内心,不是基于信仰、使命和责任伦理,这样的社会运动很难具备可持续性,很难推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迭代。资本主义转型或者说资本主义迭代需要新的力量,这新的力量必然来自也只能来自内生的力量。

ESG、B Corp 等以商业向善为主题的全球倡导运动,至此应运而生。跟福特版福利资本主义一样,本质上属于企业家精英主导的社会变革运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改良。这能不能如中国一些新兴企业家期待的那样创造一种新商业文明,闯出一条回归信仰、回归使命、回归责任伦理的新路,难以断言,毕竟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以B Corp 而言,尽管它在国外比较成功,但在中国,它的确不能不面临社会整体诚信不足和本土化问题两大风险,能走多远其实也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向着信仰、向着使命、向着责任伦理回归的商业向善,是一种难得的努力;无论未来怎样不确定,它为资本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一点则是确定的。仅此,它已经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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