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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西方普世价值为何跌落神坛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编者:宋鲁郑 | 2019-04-28 21:06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大行其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冷战时代结束,西方的普世价值论受到现实的严重冲击。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所以跌落神坛,内因是一人一票制度设计的缺陷,后果是导致政府面临重大决策时的低效率和多民族国家分裂,同时,还面临着中产阶级萎缩和种族存亡的时代挑战。

2018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国西部报》采访时这样点评今天的欧洲:欧洲面对被民族主义毒瘤肢解、被外国势力干扰的危险,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何其想象。由此可见,今天西方的危机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西方的普世价值从登上历史峰顶到迅速跌落神坛,既有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有无法适应时代进步和挑战的因素。

制度设计缺陷: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系统性地出现问题是在冷战之后,这和西方被胜利冲昏头脑、失去外部压力而固步自封有关,但真正的内因,还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人类一共进行过两次乌托邦试验:

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绝对公有制,结果失败了。中国后来也将之抛弃,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从原理上讲,人只有经济上平等了,政治上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论在现实中却被击了个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国1965年开始实行,瑞士1971年才给女性以投票权,甚至有的州到1991年女性才有了投票权。时间尽管不长,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这两个乌托邦试验有一个共性:都无视人与人的差异,但却赋予他们同样的权利。就如同规定马云必须和一个非经济领域的普通人拥有同样的经济资源,非常荒谬。这个逻辑放到政治上也同样适用。

任何权利都和责任相对应。但在一人一票时代,每一个人虽然有了相同的权利,但其责任却并不对应。比如,当一个人拥有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选票,他应该去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从而慎重投出这一票。但现实是,大量的选民根本无视这个责任。他们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国家整体,更不会关心国际问题和长远问题。但他们就决定着谁来领导这个国家。所以,出现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定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困难时消减福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低效率等。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举,必须拥有政治资金和选票,从而令民众和资本拥有了压服政治权力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上台往往就增加福利却不敢增税,右派上台常常减税却不敢减少福利,都是一味讨好。长期以往,国家自然债台高筑,难以持续。所以当问题即使已经出现,也不敢予以及时处理,非要等到发展成为全国性危机,纸里包不住火。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很早就已被政府相关部门所觉察,但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不能让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让银行破产”,而人人无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只有全面危机来临才能进行改革的原因。

正是由于普通大众一人一票决定谁是领导人,导致西方长期以来难以产生优秀的政治人物。他们常常作出十分错误且后果极为严重的决策。比如美国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西方发达国家推翻卡扎菲酿成二战以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奥朗德突然决定对“伊斯兰国”动武,引发一连串恐怖袭击;英国前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议制的情况下非要举办脱欧公投,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德国总理默克尔突然决定无限制无条件地接纳难民,对国家未来造成巨大威胁。此外,由于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虑任期之后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更由于政党轮替,政策缺乏可持续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者的施政措施诸多互相否定。例如,小布什是共和党,提议要搞重返月球计划,任内也投入80多亿美元,结果奥巴马一上台就给废除了。等到八年后特朗普上台,又重新恢复。这期间的时间浪费、人才浪费、资金浪费难以计数。

1992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大学面对前港督彭定康的提问,坦率回答,“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但无论如何不会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执政者只会趁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我从不相信(西方)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可谓一语中的。

制度设计后果:导致低效率和多民族国家分裂

低效率除了受资本和大众的影响,还与权力的制衡设计有关。如奥巴马在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许诺效仿中国修建高铁,但八年过去了,却寸铁未成。一是民众不愿意拆迁;二是利益受损的航空集团、高速公路集团以及能源集团反对,甚至旅馆业也反对;三是相关议员要求高铁必须在自己的选区经停,否则就给予否决;四是共和党执政的州反对来自民主党执政联邦政府的决策。在今天的美国,许多重大决策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以上问题还仅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如果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则有更致命的挑战:民主不能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今天西方多个国家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个灾难往往是国家解体: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苏丹都是如此。

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国家认同、种族认同方面不但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还助长了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觉;二是不断举行的选举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往往在少数单一民族国家更为稳定。可以说,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实行西式民主,要么国家已经解体,要么正在解体。

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内在性、致命性特点,使它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即使勉强维持统一,其治理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作出一而再的让步后也往往于事无补。

此外,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制度设计有先天不足。它过于强调制衡和分权,制造了国内政治对立和分裂,也极大地影响了效率。欧洲多是议会制国家,往往采取议行合一: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归于一个党。

法国是半总统制,曾出现过两次“左右共治”现象:即总统和国会分属不同政党。实践表明,这必然带来效率低下、国内政治的分裂和对立。于是,法国进行了制度变革,总统选举之后一个月就立即进行国会选举,确保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控制在同一个政党手中。

美国则不然,依然沿袭两百多年前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中期选举,往往导致国会权力与行政权力对抗。如果说过去精英民主时代,在野党都是忠诚的反对党,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这个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众民主时代,两党日益对立,妥协极其困难。过去两党议员还能会后坐在一起轻松地喝个咖啡聊个天,现在绝无可能。

时代挑战:中产阶级萎缩和种族存亡

特朗普等民粹政治人物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个人现象,他们是西方文明和时代演进到今天的必然产物。具体到现在,产生特朗普的时代因素有二。一是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对西方全面的冲击,它导致的最重要经济后果就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比如,苹果手机是美国发明的,但却在第三世界生产,只有少数精英是获益者。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也是同样的结果。于是,整个西方最富阶层和最穷阶层加起来超过50%,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

经济的变化必然产生重大的政治效应。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所谓的“西式民主”。它不仅直接撼动了西方社会的稳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胁到传统的西式民主制度的运作。于是,产生了政治极端化:对立双方日益无法妥协、极端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就成为了西方(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的常态。特朗普这样一个反传统、肆无忌惮挑战和否定西方价值观的政治素人能够成为美国总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整个西方生育率迅速下降。早已经大大低于种族传承所必须的一个家庭至少要有2.11个孩子的底线。与此同时,其他非白人种族生育率依然保持高位。对于欧美传统白人而言,他们成为少数民族或者消失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

按照目前发展的速度,39年后法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兰人口将是穆斯林。在比利时,25%的人口已经是穆斯林,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说,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美国尽管还没有到欧洲那样的严重程度,但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预测,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将降至46%。面对种族危机,西方极右势力全面崛起,并日益赢得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正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公开承认的:“极右势力的回归不仅发生在德国,而是一个欧洲现象。”

在中产阶级萎缩和种族存亡两个危机的前提下,整个西方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并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意大利大选以及巴西、希腊、墨西哥等国家获胜。民粹主义偏离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价值观,采取排外、仇外、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措施。

西方民主因为内在性的设计缺陷而无法解决问题才导致民粹民义崛起,同时由于制度设计问题,又给了民粹发展、壮大和掌握权力的通道。西方民主号称言论自由,于是民粹主义的观点和理念就可以畅所无阻地在全社会传播,对现实不满而又不真正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众很容易被俘虏,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他们获得广泛支持之后,又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选票赢得权力,统治国家。

目前,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仍然处于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义通过民主全面获胜,也就是民主终结之时。

互联网技术的挑战:西方的民主在网络时代有崩溃之虞

西方民主面临着互联网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西方认为中国的制度将因面临网络的冲击而崩溃。结果却是中国日益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网络时代有崩溃之虞。

一是互联网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个人特质而崛起成为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网络崛起的政治素人。从现实看,越是极端越是激进,越容易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和共鸣,越能获得支持者。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技术原因。二是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信息传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闭。同一群体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动过滤。这自然令国家不同立场之间更加对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动,这强化了国家的分裂和对立。在互联网初期,人们还以为准确的信息和毫不费力的沟通可以帮助好人消除腐败、偏执和谎言,结果却正好相反。三是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治的成本。对于西方而言,一旦选举都能被第三国操控和影响,民主运行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对于这一挑战,西方也日益有了共识。2017年《经济学人》就以《社交媒体威胁民主?》作为封面文章,认为:“政治正变得越来越丑陋不堪。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通过散布谎言和愤怒情绪,破坏选民的判断、加剧党派偏见,社交媒体腐蚀了被认为会促进自由的政治交易的环境。呼吁应约束对社交媒体的滥用。这对于自由民主的利害关系再大不过了。”

第三世界有的效仿西方制度的国家则直接采取行动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论为由断网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所以,西方今天的困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因为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面临时代和技术的挑战,西方都无力改变和适应。可以说丧失了纠错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演变能力是今天西方普世价值终结的根本原因。2018年也将以此作为标志载入人类史册。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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