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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对中日关系影响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编者:张云 | 2020-09-17 11:51
领导人的变化对于双边关系当然会有很大影响,但新时代中日关系最终还是要构建一种能够经得起内政变动考验,具有高强韧性的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

尽管日本已经从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位置下来,但从生活质量、舒适安全等其他方面,日本重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强国,这种重新找到的自信,是日本对中国政策变化最为重要的内因。

9月14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菅义伟高票当选,将接下安倍晋三所留下的一年任期担任日本新首相。他在当选后的讲话中,承诺将继承安倍路线;有理由期待他会在外交上保持连续性。

与此同时,围绕何时举行大选,新总裁是否过渡性人物,各种议论纷纷,日本国内政治是否能够实现安倍时期的稳定政治仍须观察,这对中日关系是不确定性因素。

中日关系近年来改善明显,今年初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在共同抗疫中守望相助,一时间成为佳话。但之后似乎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有所减弱,例如日本企业撤资报道,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延期,双方在领土、海洋的老问题也时有反复。

在内外不确定性增强下,人们对于后安倍时期的对华战略的疑问也在增加。笔者认为,看待日本的对华认知须要从战略高度全面、平衡地看,特别是要从日本对于国际关系全局战略思考的视角去认知,才能看清本质,不为一时一事所扰。如何认知日本对于“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定义,可以成为这种思考的重要切入点。

首先,2019年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亮点,是两国首脑在大阪和北京两次会晤中共有关键词“中日关系新时代”,这在近期中日关系上是少有的。日本原外交部副部长谷内正太郎曾经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及,2005年中日开始战略对话时,由于日本认为战略对话一般只有和美国这样的盟国才能进行,因此最终日本采用的提法是“日中高级别政治对话”的名称;而中国称为“中日战略对话”。

这次与以往不同,在中美关系没有以新时代定位的情况下,日本可以说发挥了主动性,与中国一起将中日关系定位为新时代,这是日本根据判断战略态势进行的自主选择。笔者认为,从战略上来说,日本新时代的定义绝不仅仅是对中日关系说的,更是出于对于整个国际关系整体格局的判断

在这个新时代,除了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目前与亚洲和日本的关系,很难得到美国国内支持,即美国会有一定程度的战略脱身,与地区交往方式也会改变。

对于长期以日美同盟为纲的日本来说,这意味着“战略自主”空间扩大,也意味着日本将须面对在战略上如何直接面对中国的问题,而非过去通过美国作为中介,在战略上协调中日关系的老路,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这种机遇和挑战共存的战略环境,是日本开创日中新时代的最根本动力。

第二,日本自信增加是定义“中日关系新时代”的主要国内基础,这也为其对华外交注入新动力。2006年,小泉纯一郎后日本政坛经历了几乎每年换首相的动荡期;2010年日本被中国超越,落为第三大经济体;2011年发生大地震;2012年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发生严重对立。这段时间,日本明显自信减弱,内乱外弱主导了日本的自我认知。

日本在多方面重拾信心

2012年,安倍再次当选首相以来已经实现三次众议院、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2017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在记者会上说,在同一个总裁的领导下,连续获得三次胜利,这在建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尽管“安倍经济学”评价还众说风云,但至少日本股市上升,年轻人就业形势好转,日本社会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有很大的改善是事实。2018年日本内阁府进行了国民生活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于现在生活满意的比率为74.7%。这是该调查从1957年开始以来的最高值。

尽管日本已经从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位置下来,但从生活质量、舒适安全等其他方面,日本重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强国,这种重新找到的自信,是日本对中国政策变化最为重要的内因。

在国际层面上,日本没有出现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经济社会秩序稳定。2016年开始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开始加入“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在推进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主导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正式表态将与美国以外的TPP成员国继续磋商。

日本先后与欧洲达成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并以TPP除了美国以外的11国家,达成新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体现了日本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发挥了领导力。安倍的长期执政下频繁出访,再加上七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等主场外交,均显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日本对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判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未来的信心。

这是为什么日本就算没有美国参加,也要继续推进TPP的原因。日本对于新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姿态是对外开放,无论是吸引外国游客、开放劳动市场还是自贸协定,都是在开放中走向新时代的特征,这与中国的基本姿态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日本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作为未来的世界性大国以及日本邻国的基本面不会变,这就意味着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但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国际领导力这个词汇对它们来说并不熟悉,而是这几年才提上两国的战略日程。

从日本角度来说,美国尽管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日益不愿意单独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正在战略收缩和再平衡,而且被国内政治的极化所困扰。在欧洲,两个具有大国视野的英法则越来越“向内看”,德国被推上国际领导力提供者的位置,日本也开始自觉地意识到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应该提供国际领导力,但如何发挥这种领导力,如何与新兴崛起的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协调,这些都是新的战略课题。 

第三,上述日本对于国际体系整体趋势的判断,所衍生出来的日中新时代论,导致日本对华战略思维和政策的工具箱面临重组的挑战。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本上服从于日美同盟;换句话说,日本对华外交从战略角度上来说,长期以来的工具箱中的主要部分,是如何通过发展深化日美关系来间接管控中日关系。然而,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只有24%的人相信特朗普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而奥巴马时代这个比率是78%。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原有的工具箱显然不够用了,但是新的工具尚未发展出来,因此目前日本政治精英在如何对应新时代中日关系上是意见分裂的,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还是在香港问题上,共识并不清晰。

但笔者认为,尽管鹰派的声音似乎很大,但作为不能搬家的邻国,单纯对抗政策成为主流也并非易事。既然日本的战略自主空间会扩大,日本对华战略思考能够使用的知识,就不仅仅局限于日美同盟这个工具。日本在历史上已经与长期亚洲老大中国共存2000年,拥有更丰富的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历史知识,有些可能会复活成为新工具箱的内容。

同盟的逻辑和动态还会继续影响中日关系,但是以前那种绝对性的影响逐渐减小。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华外交的新工具箱的第三个内容,则很可能在和中国的对日新认知,新战略互动的进程中共同创造。安倍从2014年开始,可以说对于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也切实投入了政治资源。这种投入是基于长期政权有余力从战略上思考中日关系的结果。

安倍执政以来开启旅游大开放,每年800万人的中国游客访日,对于改善中国对日本的认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实际上为东北亚的地区融合,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如近期美澳加新英五国外长就涉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日本没有参与。尽管欧洲盟国德法没有参加,但考虑到德法有欧盟作为挡箭牌,而日本是单独面对盟友美国压力的情况,可以说日本对华战略思考中的自主成分在增加。

中日关系新时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可塑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时代。中日现在面临真正从战略上去主动认知对方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寻找中日关系本身的内生动能,相对减少战后长期以来深深镶嵌在两国战略思维中的“美国中心主义”,寻找中美日三边关系良性互动模式是关键所在。

领导人的变化对于双边关系当然会有很大影响,但新时代中日关系最终还是要构建一种能够经得起内政变动考验,具有高强韧性的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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